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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往往比医生更了解自己的病

临床医学中病人的行为遵从主要表现在遵医嘱上。病人行为遵从是实现医生处理措施的根本保证。医生要求病人百分之百的遵从, 而病人常要求医生的处理百分之百有效。因此, 在临床医学中常发生病人行为遵从性不佳问题。

临床实践中, 只要医生认真负责, 一般不难了解病人的遵医行为。而且, 绝大多数临床医生也很关心病人的遵医行为。病者求医、医者求药, 这是医生的口头语。当我们了解到病人的遵医情况后, 才能科学评价治疗的效果。

病人遵医程度差异很大, 一般分为遵从与不遵从两类。遵医行为包含大量与疾病治疗有关的信息。病人若遵从, 一般表示如下意义：①医生所规定的行为有效, 能缓解病情, 减轻症状; ②病人对医生相信, 哪怕无效也盲目遵从; ③病人治病的信心坚定, 态度坚决; ④易受暗示者; ⑤虚伪遵从。因此, 如果了解到病人遵医程度很高时, 不要简单下结论, 认为治疗有效, 不再深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若病人不遵从医嘱, 也有如下意义：①医嘱的行为规定无效, 或有很大的副作用或反作用; ②不相信医生或不相信药; ③" 病已愈" 而自动中止; ④害怕或不能忍受; ⑤不知道或忘记了医嘱; ⑥客观上不能接受。因此, 当医生了解到病人未遵医时, 不能一概认为是治疗无效, 或是病人有意不遵从而随便批评病人或改换治疗方案, 要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再做处理。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 对病人的遵医行为和不遵医行为都要做系统、全面分析。遵医不一定就是好, 不遵医也不一定都是不好, 甚至有时候不遵医比遵医更有意义。因为社会和医学发展到今天, 人们早已不像过去那样信奉医生了。医生也是人, 不是神, 医生在治病过程中也有出错的时候。而病人是自己病情最直接、最深刻、最持久的观察者, 在许多情况下, 病人往往比医生更了解自己的病, 因而也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因此要求医生用求实的、关怀的、真诚的态度对待病人的行为抉择, 科学利用病人遵医行为改变提供的信息来协助临床实践。

分析不遵医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种。

( 1 ) 病人对自己的疾病有不同的看法, 而医生不了解或不能说服病人改变看法。例如一个外伤性神经症病人, 自认为头痛是颅内淤血所致, 要求外用跌打损伤药, 把" 伤" 拔出来。医生认为颅内没有出血, 当前没有淤血, " 伤" 只能内部愈合, 拔不出来, 故开了止痛药, 却没有说服病人。病人从民间医生与长辈那里接受了" 内伤外拔" 的观念, 因而拒服止痛药片。结果病人白跑了一次, 医生也做了无效劳动。因而医生必须了解病人对自身疾病的看法和对于病因的解释, 及时发现某些误解并予说明。根据病人的不同年龄与性格, 采用指导性或协调性医嘱, 获得病人的充分理解、信任和积极配合。

( 2 ) 如果治疗措施要求病人改变各种习惯、生活方式、饮食和嗜好, 并要求持之以恒, 病人必须付出很大努力才能做到时, 如肥胖症、糖尿病的饮食控制, 许多病人即使了解治疗措施的意义, 也因难以做到而不遵医嘱。

( 3 ) 同时服用药物过多, 服法又不一样, 特别是病情复杂, 一时诊断不明需多用几种药物以策安全, 或仅仅是为了敷衍、塞责, 此时病人往往不遵医嘱。有研究发现, 要求病人做的越多, 病人做不到的就越多。

( 4 ) 慢性病患者, 曾看过不少医生、吃过多种药物, 疗效不显著, 虽然继续看病, 却抱着" 试试看" 的打算, 对医嘱往往不积极执行。

( 5 ) 医生对服药方法指导语不明确, 使用的是医学专业性术语, 解释过于简单或过于繁琐, 没有作必须的重复、强调, 以致病人不清楚或错误理解, 不懂装懂又不便多问, 只好形式上执行医嘱, 而不能通过理解与协作来正确执行医嘱。

( 6 ) 老年病人因为健忘, 年轻病人由于忽略, 急性病人症状缓解以后, 慢性病人治疗未见速效之前, 都可能自动停止执行医嘱。

( 7 ) 文化水平低, 经济条件差, 少数民族, 孤僻、固执或多疑患者, 不执行医嘱的比例较高。

此外, 医生的主观武断, 不容分辩或优柔寡断、朝令夕改; 追求大量不必要的实验检查; 或过于自信、夸夸其谈, 或胆小怕事, 不敢担风险等, 都影响医患关系, 造成遵医率下降。

也看简话婚姻大势

谁率先说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来就近乎哲人了。随着时代的演进，象征家庭意义的“屋檐下” 、“围城”里，就从无安宁。当你听到“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总是这样，从来就……”、“你怎么这样”、“你再… …，我就……”、“你还说我呢”等类似争吵的时候，那鸾凤和鸣变作了逆腔异调，来自灶台、来自门铃响后、来自电视机前、来自收拾餐具等等的琐碎里，有时也延及到卧室…… “战火”就到了“升级”的时候， “早知今日，何必“不能过就离婚”、“和你结婚真是倒霉”、当初”、“人家好就和人家过去”、“你真没有出息”、“撒泡尿照照自己”…… 据此，《新民晚报》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８日第１９版的《家事》栏目中进行了一次《一个屋檐下，两个孤独的灵魂？》的讨论，该版编辑晓穆说“每当与朋友们聊到这个话题，总有强烈共鸣：一唱一随的美满婚姻实在罕见。无论哪个层次，哪种类型的夫妇，多有各不相同的孤独状态。很多表面看来温馨和睦、从来不发生战争的夫妻，事实上也是互不相干的两颗孤独灵魂。你家有这样的体验吗？你有怎样的困惑呢？孤独，是不是意味着失落、痛苦、不和谐、不幸福？无法化解的分歧会不会成为家庭破裂的催化剂？有没有简易的办法处理这自我心灵须面对的困难？我们随机请来些嘉宾，他们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了场了。本来嘛，一个永恒的命题，怎么指望一个版承载。”果然，话匣子一打开，便各有各的“孤独”。

夫妻关系，可真是个“永恒的命题”。在男权的时代，对妻子的基本要求是“贤”，贤是什么，是牺牲，一切“不逾矩”的代称。“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女子“从一”而为男子终生的附庸即“贤”，今天对女子的要求仍为“贤”，完整的四个字： “ 贤妻良母”，但这种要求必须通过女人情愿才能实现，不再是社会意义上的，而是个体意义上的，因此贤的含义就大不一样了。如今仿佛朝一个激情婚姻的结构过度，理智有时便被指摘为腐朽一副失血的苍白的面孔与一副时尚的永远激情的红润形成了反差，一方的个体的自我发展因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而放开，另一方稍有微词或曰阻碍往往就把和谐、幸福异化为失落和痛苦，使原有的彼此的转眼间的吸引与追逐的激情衰退，“互补”模式为特征的婚姻生活由于广大异性间的选择便利而得以另觅“互补”，于是新旧更替，离异出现，传统的价值观几欲一扫而光。

陈晓明先生在《挪用、反抗与重构》一文中，从消费社会这一独特视角观察到当代婚姻的变异与不牢固性，反映到文学上的王芫的《什么都有代价》就颇为典型。文章介绍，小说相当透彻地描述了当代城市女性的精神状态，直接地表达出对当下消费社会的那些流行价值观的认同，讲述了一个懒散的女孩与一个有大哥大和汽车的男子尹力的感情纠葛，他们之间的关系都难说是爱情，也难以说是欲望。一种随遇而安的男女交往，既不浪漫，也不热烈，一切都显得轻松自如，“心安理得接受消费社会赐予的既定现实”。更有甚者，人们可以来不及“爱上”，由一夜的“一见钟情”而一起生活。一个年轻妇女叙述道：“我们很快生活在极亲密状态中，关系良好。我们没有时间互相发现，超越了等待、寻找、梦求‘他’的时期，…… 三天内，我们就已经成为老夫老妻了。”这不是预言，而是法国人伊?巴特尔在《男女论》写作过程中亲历的真实。在他看来，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两性关系的演变史，其中互补与相似乃是不同历史时期两性关系的主旋律。尽管广州闹得沸沸扬扬的不婚而婚的“群体”是一个有伤风化的可憎的信息，展示的却是男女关系的原始形态、演化历程、现实境况和未来趋势。

夫妇间存在权力分配问题，社会学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这是《家事》的讨论要点，这种“分配”是一种默契即共同承认，一旦一方不再承认，和谐就消失了，就失落了，就痛苦了，就不幸福了。几乎所有“嘉宾”一一列举的例子都有共通的地方。既然“同床异梦”，何不早早分手？原因有许多，有的固守传统，出于性别弱势。中国有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叫《懒得离婚》，日本渡边淳一有部小说叫《不分手的理由》，“同床异梦的外遇故事，难以抗拒的越轨私情”潜伏着家庭的危机，男女之间纵有千万个不分手的理由，而女人不分手的理由是因为她们春天过去就是秋天，丈夫与妻子同时拥有自己的婚外恋人，在情感与家庭的挣扎中，更经受了内心的自责，当他们决心抛弃一切，重新回到家庭时，他们感到将再也无法走进对方的心灵。此时道德显示了空前的无力，任何解说都成了空洞的陈词滥调。

还在１００年前，当女性还没有“资格”参加“权力分配”的时候，陌生的已婚男女一接触，就是“逾矩”，就是“大逆不道”，一个叫徐煦的《不远复斋见闻杂志序》云：“抑予重有感焉。世运既剥，异说朋兴，君臣父子之彝，夷为平等。且女帜日张，披猖自恣，夫妇一伦，几几有情欲而无礼仪。”而所谓男女“平权”之初始，女人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就有人替男人 “抱屈”了，忿忿不平了，有一位杨钧先生便直呼中国“重女”而轻男了。他说：“夫妇一体，载在礼经，男女平权，国之常典也然与实际言之，乃男轻而女重。自来刑法，女子独宽，夫之尊荣，妇可坐享。劳心劳力之苦，尽属于男，采荇澣衣之微，方期于女。昔时本为重女之国，今日反倡平等之言，事之离奇，无过是者。”这种封建卫道士的嘴脸，只有在电视戏剧中才能见到。这就是时代与时代之间的鸿沟，无工业与后工业的鸿沟，商品消费时代把以往的道德学说统统当成了“垃圾”。

这个时代跑得太快了？

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认为，后现代社会，包括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传媒社会、信息社会等等，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文化观念产生根本性逆变、美学范式不同往昔的社会。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商品化的形式遍布在文化、艺术、无意识领域的方方面面，婚姻更无例外，一切都在“挪用、反抗与重构”，使婚姻失去了定式，从传统意义上讲，商品化是对婚姻的促死，因而婚姻是不幸的。

《泰晤士文摘?婚姻不是科学》文中曰：“不幸的婚姻不是缺少爱情，而是缺少继续下去的浪漫勇气；不幸的婚姻不是爱情变质，而是友谊已尽；不幸的婚姻不是生活中有太多的艰困；不幸的婚姻不觉得生活不满足，而是太满足。爱情与婚姻在某一段距离内是合流的，什么都满足了，反而到了分水岭了。”已呈颓象的婚姻，一应都是无奈的关注，这才叫“不幸”。不过，走向终极是悖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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